现阶段,有越来越多的纪录片着眼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与社会主义发展史,对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着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积极的影像书写。进入新时代,发生了诸多彪炳史册的“大事件”。其中之一便是经过八年的持续奋斗,在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下,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央电视台摄制并播出了十集专题纪录片《告别贫困》。该片自2021年播出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引发了广泛的社会热议。在社会环境日益开放与传播渠道日益多元的当下,考察《告别贫困》这一典型案例在叙事策略方面的可取之处,有利于总结、认识、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像书写路径,以为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借鉴。
第一,人物与事件的典型性把握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离不开数数以百万扶贫干部的艰苦付出,他们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最值得被书写的对象。每集的《告别贫困》都会选取一位颇具典型意义的扶贫干部作为叙事的核心人物之一,通过讲述他(她)的扶贫经历串联起一个个贫困户、一处处贫困地区脱贫的故事。在第二集《云上花开》中,选取的其中一个典型人物是白云乡卫生院院长白俊美,她终日奔波在村村寨寨为村民义诊。然而,由于受到民族习俗、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村民并不配合白俊美的工作。在镜头前,白俊美“诉苦”道:“我们去体检的时候,有部分人就是不来,你怎么叫他怎么劝他,他就说‘我身体好着呢,我就不来’”。此时,镜头中的白俊美不仅仅代表她自己,也代表着每一位身在基层的普通扶贫干部,更代表着参与到健康扶贫事业中的每一位医务工作者。通过呈现白俊美在工作生活中的处境与心境,呈现出整个扶贫干部群体所面临的挫折与矛盾,让观众感受到扶贫工作的艰难与扶贫成果的来之不易。
在“互联网 ”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电子商务成为众多贫困地区脱贫的有力武器。以“电商扶贫”为主题,创作者摄制了第一集《“宝贝”出山记》。该集选取的典型人物是商务部下派到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扶贫干部刘书军,城步县只是全国众多通过“电商扶贫”得以脱贫的县城之一,但通过对城步县“电商扶贫”的深入阐释,让观众得以窥探到“电商扶贫”这一大政策的方方面面。“易地扶贫”是脱贫攻坚战中的“头号工程”,也是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以“易地扶贫”为主题,创作者摄制了第五集《小镇故事》,将目光放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深圳小镇。放眼全国,深圳小镇都称得上是情况最复杂、特点最突出。这里汇集了来自百色市9个县市的18419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居住着壮、汉、苗、瑶、彝等十四个民族。创作者着重讲了“助力陈艳华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帮助残疾人杨德华找出路”“为王国清整修房屋”“为杨小白的儿子治脚伤”等几个典型事件。将这些事件串联在一起的是曾经的贫困户、现在深圳小镇的居委会主任田炳刚。透过田炳刚的视角,深圳小镇的日常得以展现;透过深圳小镇的日常,呈现出“易地扶贫”事业的多维面孔。
于《告别贫困》而言,观众对其所书写的脱贫攻坚战并不陌生,观众自身也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因此,在信息接受的过程中,观众不仅会对创作者的呈现进行审视,同时也会通过创作者的呈现来关照现实。以“扶贫干部”这一典型人物为例,一旦观众在信息接受过程中打破“第四堵墙”,将影像与现实相链接,对黄文秀、廖俊波、李保国等基层扶贫干部产生共情,进而获得纪录片文本之外的情感体验。这即是纪录片所代表的影视美学与生活世界的互动性表达,也是观众对纪录片以求“真”为核心的积极回应。同理,《告别贫困》中所展现的事件亦是如此,这些事件是对观众从新闻报道所闻或现实生活所经历的凝练,很难不使观众将纪录片中的故事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而加深对脱贫攻坚战的认识。
第二,全知视角与“我”的叙述
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中,与单一叙事视角相比,多叙事视角一方面可以呈现更多历史细节,多维度的展示真实;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引发观众的观看兴趣。《告别贫困》的叙事视角以全知视角为主、被采访者的第一人称内视角为辅,并能够在两种视角间自如的转换,形成“双声话语”,使其对脱贫攻坚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呈现更加真实有趣。
全知视角是《告别贫困》主要叙事视角,这一视角诸多优势也在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可以自由出入时空,在不同的故事线中自如转换。以第三集《搬迁之后》为例,镜头在凯里上马石移民安置点扶贫制衣车间负责人杨美、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安置点居民毛章凤、水城县海平安置点社区居民委员工作人员周丽荣三位女性搬迁户之间来回穿梭,运用平行式叙事模式讲述了她们融入新环境、过好新生活、发展新事业的故事,流畅自然地展示出不同的贫困人群皆能受惠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其次,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可以以权威口吻发表看法、进行评判、传递观点。同是第三集《搬迁之后》,搬迁户毛章凤成为阿妹戚托小镇旅游业从业者,并在彝族火把节到来之际参与到文艺演出当中。配合着小镇旅游盛况的画面,旁白说道:“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走上这么大的舞台展示自己,虽然还略显紧张生涩,但她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在节日活动的互动交往中,人们觉得自己不再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搬迁群众,大家就是阿妹戚托小镇的一家人。”画面中的各民族群众手拉手,点亮五彩缤纷的灯光与火把,用欢歌笑语庆祝着彝族的传统节日,成为旁白的最好印证。借助旁白,创作者得以直接点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成就:不仅让贫困户在经济上得以改善、精神上愈加富足,更有力促进了民族团结的伟大事业。最后,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通常与人物保持距离,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叙述的客观性。纪录片的求“真”在于记录真实,更在于让观众感受到真实。仍以第三集《搬迁之后》为例。在结尾部分,通过新旧照片对比的画面,创作者向观众直观呈现出主人公搬迁前后大不同的生活。全知视角所带来的叙事距离消除了观众对叙述者主观化的“质疑”,并能够跟随叙述者的目光对主人公的过去和现在进行审视与对比,深化对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认知。
在全知视角之外,《告别贫困》中也多次出现以第一人称“我”为标志的限制视角,即聚焦于故事中的人物并让其成为讲述者。如果说全知视角是不动声色地展示客观世界,那么“我”的叙述则是声情并茂地展示主观世界,呈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以“我”来讲述,无论对象是自己还是他人,都会流露出更加鲜明的情绪与价值取向,也更容易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恰如我们越是了解一个人,就越能够对理解他的行为做法。在第六集《大湾村的笑声(1)》中,扶贫干部余静直面镜头,用“我”的身份说道:“我可能那个时候是自己想干事,但是具体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还是无法去解决,去面对,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会,经历过来以后很多的事情我会觉得,反正就觉得……(掩面落泪)……我也讲不好。”略显混乱的措辞与不禁流下的泪水,迅速拉近了余静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并让观众对她的心境感同身受。在第四集《苹果的旅行》中,小龙洞乡的果农们要乘坐5647次“苹果号”列车从昭通南站到贵州六盘水售卖苹果,一位普通果农在镜头前说道:“有这列火车开着,我们非常满意非常高兴,这是每个农民的心声,扶贫路上不落下一个人,这列火车做到了。”果农们幸福的笑脸与列车发出的汽笛声交相辉映,这是贫困地区群众的真心声,也是创作者想要观众油然而生的情绪共情。
不过,叙述者的目的不仅在于情绪共情,更在于认知共情。《告别贫困》的创作者所希冀的,是获得观众对脱贫攻坚战这一国家战略的理解、认可与支持。在叙事视角层面,这一叙事目标的完成需要将全知视角与“我”的叙述结合起来。以“我”的叙述调动起观众对人物的担忧与欣慰、喜悦与悲伤等直观情绪,加之全知视角下的解说词等手段对相关政策目标与扶贫成就加以阐释,创作者在潜移默化中向观众输出主流意识形态,让观众逐步建立起脱贫攻坚战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决战”这一正确认知。
第三,营造意境并生成诗化意象
法国电影理论家路易?吕克认为:“电影应该是诗,是用一个个镜头‘写’成的诗。”无独有偶,中国的传统文艺也向来以诗情为妙,赞赏写意之法。在纪录片创作中,通过诗意化的呈现赋予影片幽深的意境和抒情的韵味,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的继承与回应,更能够有效建构人物形象及其背后精神所指。
《告别贫困》中的许多故事的讲述方式都十分具有诗意。在第四集《苹果的旅行》中,讲述了云南省昭通市洒渔镇苹果种植户阳廷德一家的故事。阳廷德的第一次出场,便是与妻子一道在劳作间歇时闲谈,夫妇俩一边喝水一边商量着“今年的苹果生意怎么做”。镜头中,这是一对勤劳恩爱的平凡夫妇,正在为未来做着打算,言谈间充满着对生活的热情与期待。创作者还忠实记录了阳廷德接送小儿子参加小升初考试的一幕。小儿子从考场出来后,阳廷德骑摩托载着他回家,一路上父子俩话家常,讨论昭通有哪些好玩的地方。父亲带着儿子一路向前走,儿子依偎在父亲后背上肆意地笑着。在镜头中,父子俩充满信心共同前行的所指不仅仅是家人之间亲厚的情感,更是两代人共同奔向幸福生活的愿景。在这里,“父与子的温情时刻”“向着美好生活前进”“两代人的幸福传承”等意义不断地涌现在观众的心头。在第二集《云上花开》中,讲述了来自云南屏边的彭潇怡的故事。彭大姐在产业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包下三个荒山头养雾山飞鸡。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对线下市场的冲击,彭大姐玩起了vlog以开拓线上市场。为了让拍摄的vlog能出圈,彭大姐购买了“鸡”造型的人偶服装。在画面中,彭大姐穿着人偶服装,站在鸡群中摇摆,站在山头上挥舞翅膀。一个仰拍镜头,天空之下这只“鸡”似是要振翅飞翔。伴随着轻缓辽远的音乐,创作者通过中远景的切换,最终定格在彭大姐的面部特写上。除此之外,在先前的片段中,彭大姐向从友人讨教做vlog的心得,友人建议彭大姐拍出“鸡跟着你跑,你在前面就是个将军,后面一堆兵……”的感觉。在彭大姐的故事结束之时,画面中出现了这一幕。在观众这里,镜头中的彭大姐真的成为了一个身在云端的“鸡”将军,编导也完成了对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有志者形象的情感升华。
事实上,彭大姐并不会真的成为“鸡”将军,可是当创作者把画面呈现成前文所提到“愿景”时,“鸡”将军的意义便产生了。在这里,镜头已经脱离了简单的纪事,上升到了语言的层面,成为整个表意系统中的重音。在《告别贫困》中,这样的表现方式还有很多。在第十集《畈在河西》中,贫困户王惠敏的首次出场是在2017年的冬季,独臂的他迎着纷飞的大雪踽踽独行,远处,白茫茫的大别山寒冷且孤独,一如王惠敏“灰扑扑”的人生境遇。而本集的片尾,则是一个聚焦于王惠敏与相亲对象两人背影的固定镜头,他们并肩走在绿意盎然的大别山间的公路上,热烈的日光中充满着欢声笑语,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美好画卷。在表意系统的重音之处,创作者并没有一味地大大渲染或是引入旁白加以解释,而是通过镜头语言营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在创作者用声画营造的诗情里,观众的情感得以激发,尽管这种情感常常是不自知的。比起直抒胸臆,通过诗化意象来表现脱贫攻坚战为贫困户、贫困地区的人民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于观众而言更具心领神会之感。更进一步说,诗化意象更长于表现的并非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贫困户、贫困地区的人民所焕发出的精神面貌。从现实角度看,这是对脱贫攻坚战的深层次赋能,是对“扶贫先扶志”这一政策思想的生动展现。
(作者: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晓伟 博士生;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蒋国河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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